□ 王  宁

“制度型开放”最早在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提出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，稳步扩大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等制度型开放。由此，“制度型开放”首次被写入党代会报告，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制度型开放是基于扩大服务领域开放的内在需求，以规则、规制、管理和标准为主要内容的开放，对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在当前国际格局加剧演变及疫后世界经济曲折复苏的复杂背景下，各方需要增进对制度型开放的认识。

一是开放是发展的手段，应始终掌握开放的主动权。开放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发展的手段，其进度与深度需要与一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匹配。只有掌握开放的主动权，才能保障发展的自主性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通过循序渐进的开放探索出许多有益的发展实践做法。在全国陆续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，测压改革制度创新，进一步破除制约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制度障碍，如复制推广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、试点资本市场开放等。党的二十大作出明确部署，要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。新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通过理顺监管体系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，以大幅提升金融服务与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。完善相关涉外法律，如外商投资法、出口管制法、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。从2018年起，中国更是借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计算方法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，用于指导地方营商环境体制机制改革，持续打造更优营商环境。

二是以制度型开放保障发展的稳定与安全。从国内来看，双循环发展战略要想更好地落地实施，需要打通国内与国际规则认同、规制合作、标准互认与管理对接的壁垒。放眼国际，疫后世界经济复苏动力来源将向亚洲地区转移，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覆盖多个区域性合作机制与平台，将成为未来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的主阵地。这就意味着，中国需要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加强政治沟通与规制合作，凝聚合作共识，搭建区域合作经贸框架，维护稳定的多双边经贸发展环境，维护投资主体的安全与利益并稳定其投资预期。在绿色和数字等重要的合作领域，中国与沿线国家应加强务实合作与规则突破，进而拓展亚洲整体合作领域和范围，为全球带来制度溢出与示范效应。

三是越开放越要提升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和中国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，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。现有的国际经贸规则与国际秩序，凸显的是西方的文化价值观、法理逻辑；西方国家主导着国际话语与舆论体系，中国被抹黑和掣肘的情况时有发生。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，需要坚持自信自立，不能迷失方向，不犯颠覆性错误，应善用中国智慧应对当前国际规则中不合理、不公平之处，积极主动贡献中国方案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，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。

四是坚持在开放中学习互鉴，通过融会贯通应对开放中的挑战。包容性是中华文化持久生命力的重要基因。中国应学习并吸纳当前国际规则体系中具有科学性、工具性的方法和原则。一方面应加强培养与引进熟悉美国、欧盟等国际经贸、法律、政治、历史、文化事务的人才，做到“知已知彼”。同时，活学活用其逻辑与方法，将中国的发展实践与理念创新推向国际，寻找与国际社会在规则构建与国际合作共识上的契合点。另一方面，要加快推进国内涉外法律、法规体系建设，充实涉外经贸事务相关工具箱，包括战略、应对措施、工具性原则等，提高应对开放问题的对等性与主动性。

五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将是中国开放的新起点，也必将掀开疫后世界开放经济发展的新篇章。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，国际格局剧烈动荡，我们要践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“务必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，坚定历史自信，增强历史主动”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，打破了西方式现代化的唯一性，并证明在人类现代化全球性变革中，东西方文明形态都是历史的一部分。在此历史进程中的经济全球化既是结果，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背景和未来方向。中国式现代化在开放中积累的发展经验，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借鉴与启迪，从而掀开世界开放经济发展的新篇章，真正推进世界多极化发展，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好的善治方向转变。

（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）